我看南北方经济差异背后的因素
文.连昊志
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之后，我这个北漂陕西人被同行们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南方人和北方人做生意的区别。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凡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背后都有内在规律。我认为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异也可以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来解释！
随着宋元明清上千年中国人对南中国开发，南方的自然禀赋被越来越的发掘出来了，怎么着都不会过北方那种遇上旱灾颗粒无收只能吃土的日子了——鱼米之乡，这在大部分北方人脑海里都只是想象，而南方人却习以为常。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吃饭问题解决了之后，人类也就从鱼猎耕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才有时间和精力去花心思“不务正业”了，例如读书、写诗、画画、弹琴……这些文化教育发展积累个几代人之后，在“科举制”的人才选拔下必定会有后辈脱颖而出。当官的乡亲们多了什么事儿都更好办些……慢慢的，大家都认可了北方出武将南方出宰相了，而武将的功勋往往也免不了朝堂文人的浓妆淡抹。
后来，大清被迫打开国门，新的通商口岸大多都是南方沿海城市，这也是自然禀赋的原因，毕竟水运比陆运的成本低太多了，与之匹配的还有水力机械、水力发电——后来我们主改革开放，也是先拿南方沿海城市做的试点样板——简单的说就是南方沿海的地理条件先天性就适合生产型外贸经济：更容易做外贸，更容易和外国人接触交流，更容易发货给外国，更容易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工厂效率，更容易形成工厂规模效应，这不是人力或者政策能扭转的。
天时、地利之后还有人和。南方人祖祖辈辈出海打鱼，船越大就能走得越远，越有机会打更多鱼同时更能抗风险，当然也需要更多人齐心协力。所以大家看到南方人做生意比北方人更抱团，良性循环下去，就更显出优势了。
还有就是群体性的思维问题，北方人尤其是我们陕西人，生、楞、倔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暂且美其名曰“宁折不弯”吧。但是这本身就跟“和气生财”是不兼容的。这方面作为一个经常全国跑的陕西人，我是感受特别深。在上海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师傅会主动下车帮我把行李放进后备箱，到了目的地再主动帮我拿下来。目前为止，我在北方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在老家打车的时候还遇到过后备箱里放几双脏鞋的情况，您哪怕把脏衣物装个袋子再装箱子里都行啊！我是农民的孩子从不矫情，但是也能分得清衣物的破和不干净。
我和朋友在西安某大饭店吃饭的时候，他裤腿被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溅了点油水，服务员说了声对不起，我让拿张纸巾擦一下，服务员说“纸巾一包2块”，然后，就没了下文。那家店我再没去过。
我再举个北京的例子。您在北京你吃香河肉饼的时候，只要店里有面皮、砂锅，还有免费的苞米粥，99%的概率这家店就是和我们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老庙镇有关的人开的。我称之为“富平香河肉饼店”。巅峰的时候，北京及周边的“富平香河肉饼店”一度达到1700多家（数字可能有出入但是不会太大），超过沙县小吃的规模。但是很多在京陕西人甚至渭南富平人都不相信这是老庙镇（这个镇的名字大部分渭南人都不见得知道）的老乡们传、帮、带，自发组织形成规模的——镇上的人带上亲戚朋友再带上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就发展到上千家——至今却还没有完整的独立安全可靠的食材供应链、没有营销宣传、没有人组织服务培训和危机公关、没有人协调资源形成品牌连锁有序扩张，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影响下直接关店的就有几百家……这些“富平香河肉饼店”靠的就是经济实惠，老乡去了吃个饼多加点肉、送个肉饼也不在话下，但是陌生顾客抱着行李进门出门老板能给您帮忙开门的都不多见——暂且美其名曰“有骨气”吧。老家人喜欢把服务行业当作“伺候人”的事儿，总认为“人穷但得有自尊，伺候人的事儿不想干”。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提供太多情绪价值，又哪儿来得“溢价”、“增值”、“高端”？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底线”要高一些吧。
我不喜欢娱乐圈八卦那一套，但是看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新闻，我也不能免俗的想补充几句——最主要的参会人员：任正非（浙江），马云（浙江），马化腾（广东），雷军（湖北），王传福（安徽），王星星（浙江），梁文锋（广东）……这反映出来的客观事实就是南方人做企业、搞经济是在行的，我们北方人尤其是西北人、陕西人得服气，得多学着点！
眼下，我们学不了华为、小米、腾讯、Deepseek……就先从最最基础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服务做起来，就像某位领导到陕西履职的工作创新是从西安城墙上捡烟头开始的那样。
实干兴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我们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作者：连昊志（曾用名连六七），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人，曾任某世界500强零售企业食品采销、国内某零售连锁百强企业高级经理人、国内某休闲食品Top品牌联合创始人。现定居北京，从事食品开发和品牌营销、策划、落地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