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荧屏启梦：为红色密码寻根
案头的台灯亮至深夜，笔尖在稿纸上摩挲，我正为《中国的红色密码》这部长篇文稿梳理脉络。多年来，红色文化始终是我创作的底色，那些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革命故事、先辈风骨，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星辰，等待被串联成照亮前路的光。倦意袭来时，我习惯性打开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将帅影视剧，却未曾想，这一次的偶然观看，竟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寻访开端。
屏幕上播放的是《聂荣臻》，林永健饰演的聂帅，从川东少年的意气风发，到赴法勤工俭学的执着求索；从上海地下斗争的险象环生，到长征路上的铁血坚守；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运筹帷幄，到新中国国防科技战线的拓荒耕耘，一生波澜壮阔，却始终初心如磐。当看到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潜心研学，为革命战争积蓄力量；当看到他在长征路上坚定支持毛主席正确路线，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坚决斗争；当看到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为科研人员奔走筹措物资，甘愿做“后勤部长“；当看到他临终前留下遗嘱，要将骨灰撒在罗布泊，与“两弹一星“ 的英烈们长眠相伴，我的心被深深震撼。
那些未曾在史料中详尽呈现的细节，那些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温情与担当，让这位开国元帅的形象愈发鲜活立体。我忽然萌生一个强烈的念头：走出书斋，循着聂帅的足迹，去实地寻访他走过的路、经历的事。从他的故乡重庆江津出发，到法国蒙塔日的工厂、苏联莫斯科的军校，再到上海的石库门弄堂、长征路上的乌江天险、晋察冀的深山密林，最终抵达罗布泊的大漠深处，用脚步丈量他的革命征程，用文字记录他的精神密码。
这个念头如种子破土，迅速生根发芽。收拾行囊时，我将聂帅的生平资料、寻访路线图仔细收好，心中满是敬畏与期待。我知道，这趟旅程不仅是对一位元帅的追思，更是对中国红色密码的深度解码。沿着他的足迹前行，我终将读懂，是什么让一位革命者历经风雨而不改其志，是什么让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铸就国防重器，是什么让“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成为跨越时空的信仰传承。
汽笛声响，征程开启。从川东大地的青瓦院落，到大漠戈壁的纪念碑前，我将带着这份感动与执着，把寻访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化作一行行滚烫的文字，为聂帅立传，为红色铸魂。
第一章 川东星火：少年壮志起乡关
我站在重庆江津吴滩镇聂荣臻故居的青瓦下，指尖抚过斑驳的木墙，墙缝里似乎还嵌着少年元帅的呐喊。这座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院落，三进三出的布局透着川东民居的质朴，天井里的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1903年12月29日，聂荣臻就诞生在东厢房的木床上。
川东大地的贫瘠与官府的压榨，是他最早的人生课堂。我在故居陈列的《江津县志》里看到，清末民初的吴滩镇，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三年两旱，饿殍遍野”是常事。10岁那年，聂荣臻亲眼见邻村老农因交不起地租，被地主的狗腿子打断双腿，躺在床上奄奄一息；12岁时，镇上爆发霍乱，官府不仅不赈灾，反而趁机搜刮民财，他的小舅舅就是在那场灾难中饿死的。这些场景像尖刀扎在他心上，私塾先生教的 “仁义礼智信”，在民生疾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苛政猛于虎，不推翻此黑暗世道，百姓无生路！”
15岁那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传来，聂荣臻再也按捺不住。他瞒着父母，联络了镇上6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偷偷剪掉辫子，加入了当地的反袁学生军。在一次游行中，面对前来镇压的军阀士兵，他高举写有“打倒袁贼，还我共和”的木牌，带头冲向警戒线，虽被士兵用枪托砸中肩膀，却始终没有退缩。母亲得知后，连夜赶来看他，哭着让他回家，他跪在母亲面前说：“娘，儿子不孝，但不除国贼，家乡永无宁日，您就让我为乡亲们拼一次！”
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跨越山海传到四川江津，与五四运动的浪潮一同点燃了这座小城的爱国热情。彼时19岁的聂荣臻正在重庆江津中学读书，身为进步青年的他，主动投身家乡的爱国运动，担任江津学生联合会宣传委员，带领进步同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喊“废除二十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深入商铺、田间地头宣讲抵制日货的意义，积极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向民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
当《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传来，聂荣臻的愤怒愈发强烈，他与同学傅汝霖带领200多名江津中学学生冲破校方阻拦，将此前封存的日货搬运至江边全部焚毁，以此表达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抗议。这场激烈的爱国行动触怒了当地反动军政当局，学校在驻军授意下准备对包括聂荣臻在内的学生代表予以开除或勒令退学的处分，并下令逮捕为首的聂荣臻。
消息传到聂荣臻的舅舅唐富华耳中，这位思想开明的商人深知反动当局的残暴，连夜从外地赶赴江津吴滩场石院子的聂家。看着忧心忡忡的姐姐姐夫和坚定倔强的外甥，唐富华当机立断，一边叮嘱聂荣臻暂时放下学业隐蔽行踪，一边连夜联络亲友，最终协助聂荣臻悄悄离开家乡，前往重庆躲避抓捕。此次被迫流亡，让聂荣臻彻底陷入了“有家不能回、有学不能上”的困境，也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反动统治的黑暗，愈发渴望找到救国救民的出路。
就在人生陷入迷茫之际，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正席卷川渝大地。当时的法国被视为“先进工业文明的代表”，许多有志青年都希望通过赴法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重庆也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一消息如同黑暗中的曙光，让渴望寻求救国真理的聂荣臻眼前一亮——他意识到，局限于家乡的抗争难以撼动腐朽根基，唯有远渡重洋，到欧洲探寻强国之策，才能为苦难的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经过反复思索，他毅然下定决心：加入勤工俭学的行列，远赴欧洲求学求索。
然而，这个决定起初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对世代务农的聂家而言，儿子是家中独苗，远赴重洋意味着数万里的隔绝与无尽的未知，母亲本就体弱多病，一想到儿子要离开自己，更是日夜以泪洗面；父亲虽理解儿子的志向，却也担忧他在外的生计与安全，反复念叨“路途太远，世事难料”。关键时刻，舅舅唐富华再次挺身而出，他耐心地向聂家父母摆事实、讲道理：“眼下家乡容不下有志之士，让荣臻出去求学，既是避祸，更是为他谋前程、为国家谋希望。”他还主动承诺，会全力解决出行的所有难题，终于渐渐打消了聂家父母的顾虑。
当时自费赴法的费用高达300块银元，这在民国初年堪称一笔巨款——彼时一亩良田的售价仅需10块银元左右，300块银元足够一个普通家庭数年的生活费。唐富华二话不说，不仅掏空了自己的积蓄，还四处奔走联络亲友拆借，最终凑齐了这笔关键费用。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协助聂荣臻在法国驻渝领事馆顺利办理了护照，为后续行程扫清了障碍。
离别当天，聂家小院挤满了送行的亲友，母亲颤抖着双手为儿子整理衣领，父亲将一坛精心酿造的醇酒埋在院中的桂花树下，约定“等你回来，挖酒接风”。聂荣臻紧紧握住母亲枯瘦的手，眼眶泛红却语气坚定地说：“娘，您放心，多则五年，少则三年，我一定回来！到时候，我要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不受欺负，让咱们的国家再也不受外人欺负！”
1919年11月，聂荣臻告别亲友，与十位同学一同从重庆乘船前往上海，同年12月9日，他登上法国邮轮“司芬克斯号”，正式开启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也踏上了一条从“实业救国”到“革命救国”的伟大探索之路。
这段旅程，不仅是他个人世界观转变的起点，更开启了他从“实业救国”追求者向无产阶级革命家转变的壮阔征程。
第二章 欧陆求索：万里赴戎机，求索救国真理
我循着聂帅百年前的航线，抵达法国马赛港时，海风里仿佛还裹挟着当年勤工俭学青年的热血与期盼。1920年11月7日，17岁的聂荣臻搭乘“智利号”远洋轮船，历经40余天颠簸抵达马赛，彼时的他，一身粗布衣衫，行囊里装着几本马列著作和母亲缝制的布鞋，心中只有一个执念：走出国门，找寻能救中国于水火的革命真理与救国良策。
初到法国，生存的艰难远超想象。为了凑够学费与生活费，聂荣臻辗转来到巴黎近郊的克鲁梭钢铁厂，成了一名钳工，这是当时华工最集中的工厂之一。工厂里的华工多是贫苦子弟，被资本家当作廉价劳动力，每天要干10小时以上的重活，工资却不足法国工人的一半，还常遭工头辱骂殴打，食宿条件更是恶劣，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漏风的工棚里，吃的是掺着沙子的黑面包。聂荣臻白天在车间里抡着铁锤打铁、操控机床，滚烫的铁屑溅在身上，烫出一个个血泡，他咬牙忍着；晚上便挤在工棚的油灯下，啃法语课本、研读《共产党宣言》，常常读到深夜。
彼时的法国，正处于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这让聂荣臻看到了希望。他很快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留法进步青年，几人常聚在巴黎郊外的小阁楼里，围坐讨论中国的出路，从列强瓜分中国的屈辱历史，到国内军阀混战的民不聊生，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每一次讨论都让聂荣臻对革命的认知更深刻。他深知，华工是留法群体里最底层也最具力量的群体，要传播革命思想，必先唤醒华工的觉醒。
1921年春，克鲁梭钢铁厂资本家借口经济萧条，突然宣布克扣华工三成工资，还取消了仅有的休息日，忍无可忍的华工们群情激愤，却因无人组织，只能各自抱怨。聂荣臻得知后，连夜联络周恩来、赵世炎，牵头成立“华工互助会”，并被推举为谈判代表。谈判桌上，法国资本家态度傲慢，嘲讽华工“不配谈条件”，还指使打手威胁恐吓。聂荣臻毫无惧色，用连日苦练的法语据理力争：“华工也是劳动者，凭力气干活，同工同酬是天经地义，你们克扣工资、肆意压榨，是违反劳工法则的！”他还当众揭露资本家的剥削行径，号召全工厂华工罢工支援。在他的组织下，数百名华工统一行动，停工静坐，堵住工厂大门，还向法国当地劳工组织求助。僵持三天后，资本家迫于压力，最终答应恢复华工工资、保障休息权利，这场罢工以全胜告终。经此一事，聂荣臻在留法华工与进步青年中威望大增，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追随他探索革命道路。
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聂荣臻第一时间加入，成为首批党员，从此正式踏上革命道路。他积极参与革命宣传工作，协助周恩来编辑《少年》月刊，用笔名 “荣臻”撰写文章，字字铿锵：“中国之危，危在思想之锢、制度之腐，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发动工农群众，推翻反动统治，方能救亡图存！”为了让更多华工读懂革命真理，他还把《少年》月刊翻译成通俗白话文，在华工中传阅，不少华工在他的感召下，加入革命队伍，成为日后国内革命的骨干力量。
1924年2月5日，正值甲子年正月初一，聂荣臻与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四人相约前往巴黎贝尔-拉雪兹公墓的“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在这座见证了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最后抗争与牺牲的精神地标下，举行了庄严的铭誓仪式。四人神情肃穆，依次举起右拳宣誓，聂荣臻坚定宣告：“我为自己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由衷高兴。我要一辈子信仰、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也分别抒发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彼时树丛中惊起的飞鸟盘旋升空，这一幕成为聂荣臻铭记终生的信仰印记，也标志着几位革命青年的理想信念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升华。这次铭誓并非偶然，而是他们在共同编辑《少年》月刊、参与旅欧党团组织建设的长期协作中，思想高度契合后的必然凝聚，更将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与中国救亡图存的使命紧密相连。
铭誓之后不久，国内大革命形势高涨，急需懂军事、懂工业的革命人才。根据党中央指示，聂荣臻告别法国，转赴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专攻化工专业。他深知，中国工业落后，革命胜利后必然要建设国家，科技与工业是强国根基，因此学习格外刻苦，从化学原理到机械制造，从工厂管理到工艺流程，他都一一钻研透彻，成绩稳居班级前列，教授称赞他“是最具家国情怀的东方学子”。
1925年2月，党组织的一纸调令，让聂荣臻再次踏上征程 —— 前往苏联，学习专业军事知识，为国内即将到来的武装斗争储备力量。抵达莫斯科后，他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革命经验，同班同学多是国内革命骨干，聂荣臻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清晰的思路，常被推举为小组讨论带头人。同年9月，因表现突出，他被选送进入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所院校是苏联红军将领的摇篮，课程涵盖战略战术、战役指挥、军事地形学、谍报工作等核心内容，训练极为严苛。
聂荣臻与叶挺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年半里，聂荣臻从未有过丝毫懈怠。战术沙盘推演中，他总能跳出常规思维，提出迂回包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灵活战术，多次在模拟对抗中取胜；实战演练时，他不惧严寒酷暑，与苏联学员一起摸爬滚打，学习野外生存、阵地攻防、游击作战技巧，还结合中国国情，思考适合中国革命的游击战术；课堂上，他主动向教官请教十月革命中红军的作战经验，认真记录每一个战术要点，笔记本写满了厚厚的三大本。教官曾在他的结业评语中写道：“聂学员战略眼光独到，战术运用灵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战潜力，必将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在苏期间，聂荣臻还亲历了苏联红军的军事演习，见证了无产阶级军队的强大战斗力，更坚定了他“武装夺取政权”的信念。他常与同在苏联学习的叶挺、刘伯承等交流心得，一致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人民军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5 年夏，国内北伐战争即将打响，党中央急召聂荣臻回国参战。接到命令后，他来不及告别同窗，匆匆收拾行装，登上回国的列车。列车驶离莫斯科时，聂荣臻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心中默念：“苏联之行，学真理，学军事，如今本领在身，定要为中国革命拼尽全力！”此去归国，他带着革命真理、军事学识与满腔热血，正式投身中国革命的烽火洪流。
第三章 沪上潜行：虎穴龙潭除奸佞，英烈遗孤寄深情
上海多伦路的老弄堂，梧桐叶在风里簌簌作响，墙角的青苔藏着百年前的秘密。1925年秋，聂荣臻化名“李先生”抵达上海，受党中央指派主持地下斗争，这里的每一条里弄都可能暗藏杀机，每一次敲门都需百倍警惕——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虎穴龙潭中，为革命事业开辟通路、清除奸佞。
聂荣臻和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领导工作
为了掩护身份，聂荣臻在一家洋行做职员，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梭于租界与华界之间。但他内心始终记得自己是革命战士，白天在洋行收集情报，晚上就偷偷联络党员、发展组织。地下工作惊险万分，随时可能面临被捕的危险。一次，他在法租界的一家茶楼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遭到巡捕突袭。危急时刻，他沉着冷静地将机密文件吞入腹中，用流利的法语与巡捕周旋：“我是洋行的职员，和朋友在这里喝茶，你们凭什么抓人？”巡捕被他的气势震慑，又没有找到证据，只好放行。
1926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聂荣臻协助周恩来制定起义计划。起义前夜，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上海警察局附近的小巷，观察敌人的布防情况，绘制了详细的兵力部署图。起义打响后，他带领工人纠察队攻占闸北警察局，面对负隅顽抗的警察，他手持驳壳枪，带头冲锋：“同志们，冲啊！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 经过激烈战斗，工人纠察队成功占领警察局，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聂荣臻辗转前往香港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也就是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他邂逅了生命中重要的伴侣——担任机要交通员的女共产党员张瑞华。两人因革命工作频繁接触，共同的理想信念让彼此的心逐渐靠近。聂荣臻虽因长期地下工作养成了慎之又慎、惜言如金的性格，但在与张瑞华相处时，却总能展现出细致温柔的一面。他常借着工作名义主动探望张瑞华，与她交流革命感悟，这份志同道合的默契慢慢升华为真挚的爱情。当聂荣臻主动表达爱慕之情时，羞涩的张瑞华经过内心的斟酌，最终欣然应允。
1928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奢华的嫁妆，张瑞华仅仅提着一只盛放所有物品的小箱子，搬进了聂荣臻在香港皇后道的秘密住所，开启了相濡以沫的革命生涯。彼时聂荣臻29岁，张瑞华19岁，他们的婚姻始终恪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即便夫妻之间，也从不询问对方传递文件的机关处所、不该见的人绝不相见、不该知晓的信息绝不打探，用极致的谨慎守护着组织的安全。
就在这段艰险的辗转岁月中，1930年9月，聂荣臻与张瑞华的女儿在上海出生，由于当时聂荣臻仍以“李先生”为化名开展地下工作，便为女儿取名“李丽”，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位女性中将的聂力。当时张瑞华难产，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慈善医院接受了剖腹产，而聂荣臻因地下工作极度繁忙，直到女儿出生第三天才空着手赶到医院，匆匆说几句话便又投入到紧张的斗争中。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为艰苦的革命岁月增添了一抹温情，也让这对革命伴侣在刀光剑影中多了一份牵挂。即便生活困顿，组织发放的津贴仅够勉强维持生计，聂荣臻整个夏天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张瑞华仍想尽办法照料家庭，一次她特意拉着聂荣臻逛商店，执意要为他买件新衬衫，聂荣臻不愿破费，便灵机一动说“有情况”，拉着她匆匆离开，这份清贫中的相守，更显革命爱情的纯粹与坚定。
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聂荣臻》中，最令人动容的情节之一，便是聂荣臻与地下交通员老杨夫妇之子阿灿的深厚羁绊。剧情设定于1929年，聂荣臻受组织委派前往上海特科开展秘密工作，期间与地下交通员老杨夫妇建立了紧密的工作联系，老杨夫妇的住所既是重要的联络站点，也是聂荣臻的临时藏身之处。当时的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地下党员，环境凶险万分。老杨夫妇肩负着传递情报、转运人员和藏匿机密文件的重任，他们不仅为聂荣臻的秘密工作提供全方位掩护，更将他视作亲人般照料日常起居。不料，因叛徒出卖，老杨夫妇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特务迅速包围了他们的住所。危急关头，老杨夫妇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保护机密文件与聂荣臻的安全，他们果断点燃事先准备好的火种，将所有机密文件付之一炬，确保情报不落入敌人手中。为了不被特务抓捕后遭受酷刑、泄露组织秘密，也为了断绝敌人的逼供念想，夫妇二人毅然喝下早已备好的毒药，壮烈牺牲。临终前，他们托付身边可靠的邻里辗转给聂荣臻带话，唯一的心愿便是希望他能照顾好年仅十四岁的儿子阿灿。
聂荣臻得知杨大叔夫妇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不顾身边同志关于“处境危险、不宜冒险”的劝阻，毅然冒着被特务巡查搜捕的风险，连夜折返杨大叔家附近的隐蔽地带。在邻里的悄悄指引下，他终于在一处废弃阁楼里找到了蜷缩在角落、满眼恐惧的阿灿。失去双亲的阿灿见到聂荣臻的瞬间，积压的恐惧与悲伤彻底爆发，扑进他怀里失声痛哭。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疯狂追捕，聂荣臻带着阿灿开始了在上海租界与弄堂间的辗转躲藏，有时藏身于废弃仓库，有时借宿在同情革命的市民家中。剧情中一段极具张力的情节是，两人在穿过租界关卡时被特务拦截盘查，聂荣臻急中生智，一把将阿灿护在身前，装作逃难的农户，用略带上海口音的方言对特务恳求道：“长官，俺带娃来上海投奔亲戚，娃他娘在家生病等着救命，求长官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阿灿虽满心悲痛，却瞬间读懂了聂荣臻的用意，强忍着泪水紧紧攥住他的衣角，全程没有哭闹。特务见状未再多疑，挥手放行，两人得以化险为夷。
此后，无论是继续在上海开展隐蔽斗争，还是后续奉命转移前往苏区，聂荣臻始终将阿灿带在身边，悉心照料。剧中细致刻画了这一路的艰辛：辗转途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聂荣臻既要指挥部队应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推进革命工作，又要时刻操心阿灿的衣食起居。他见阿灿天资聪颖却因战乱失学，便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抽时间教他读书写字，给她讲述革命道理，还时常叮嘱他：“你的父母是为了保护革命同志、守护正义信念牺牲的英雄，你要好好活下去，把这份勇气和担当传承下去。”他虽未给阿灿改名，却早已将他视作亲生儿子一般疼爱。在聂荣臻的悉心培育与革命烽火的锤炼下，阿灿逐渐走出了失去双亲的阴霾，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坚毅的革命战士。剧情后期，阿灿追随聂荣臻的脚步正式投身革命事业，在斗争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父母与聂帅的承诺，也延续了父辈的革命信仰。
在上海的三年里，聂荣臻参与组织了无数次工人运动，发展了大批党员，为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用智慧和勇气，在虎穴龙潭中播撒革命火种，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第四章 烽火长征：铁血丹心向陕北
1931年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顾顺章的叛变让党中央机关遭受重创，地下工作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聂荣臻，协助周恩来紧急转移中央机关后，根据组织安排，悄然告别这座风雨飘摇的城市，带着烈士的遗孤阿灿踏上了奔赴中央苏区瑞金的艰险旅程。彼时的苏区之外，国民党军层层封锁，沿途关卡密布，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与凶险。他乔装改扮，避开敌人的严密盘查，穿越崇山峻岭，历经数番辗转，终于在同年年底抵达瑞金，踏入了这片承载着革命希望的红色土地。
初到苏区，聂荣臻便感受到了与白区截然不同的革命氛围。1932年1月，他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后又于3月出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林彪搭档，开启了在苏区的征战生涯。正是在中央苏区，聂荣臻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人一见如故，毛泽东提出的“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依靠农村积累革命力量”等战略主张，与聂荣臻历经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总结的经验不谋而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聂荣臻与林彪率红一军团相继参与龙岩、漳州、乐安宜黄等战役，每一场胜利都让他更加钦佩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智慧。
尤为难得的是，在毛泽东因“左”倾教条主义受到排挤、被迫“养病”的低谷时期，聂荣臻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这边。当时许多人刻意与毛泽东保持距离，聂荣臻却主动邀约林彪一同登门探望，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让毛泽东铭记于心，也为两人后续在长征路上的紧密配合奠定了基础。在中央苏区的岁月里，聂荣臻不仅结识了毛泽东，还与彭德怀、罗荣桓等诸多革命战友并肩共事，在一次次反“围剿”战斗中，凝聚起革命队伍的向心力。
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我来到贵州乌江渡口。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1934年10月，聂荣臻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林彪并肩作战。
强渡乌江是长征中的一场关键战役。1935年1月，中央红军抵达乌江边，国民党军早已在对岸布下重兵，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面对天险，聂荣臻亲自挑选了18名勇士组成突击队，用竹筏强渡乌江。出发前，他为勇士们壮行：“同志们，乌江是我们长征路上的第一道天险，突破乌江，我们就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红军开辟前进的道路！”勇士们登上竹筏，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对岸冲去。聂荣臻站在岸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江面，当看到竹筏成功靠岸，勇士们攻占敌人阵地时，他激动地挥舞着拳头，高声呐喊：“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更是惊心动魄。1935年5月，红军抵达大渡河，泸定桥是唯一的通道，而桥面的木板早已被敌人拆毁，只剩下光秃秃的铁索。聂荣臻与林彪紧急商议，决定兵分两路，奔袭泸定桥。他亲自率领红二师四团，日夜兼程，两天一夜奔袭240里，按时抵达泸定桥。战斗打响后，22名勇士攀着铁索，向对岸冲锋，敌人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花四溅，勇士们有的中弹坠入江中，有的被烧伤，但始终没有退缩。聂荣臻在桥头指挥，大声喊道：“同志们，为了革命胜利，冲啊！”在他的鼓舞下，勇士们成功攻占泸定桥，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
遵义会议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聂荣臻坚定支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重要时刻。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心急如焚。他与彭德怀等人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必须改变领导方式，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上，聂荣臻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的战术思想是正确的，只有跟着毛泽东同志走，红军才能摆脱困境，取得革命胜利！”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给红军带来了严重危机。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兵多将广，提出“南下”主张，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战略。聂荣臻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多次与张国焘的追随者当面争论。在红一军团的干部会议上，他严肃地说：“北上是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指挥，跟着毛主席走，绝不能搞分裂！”他还亲自找红一军团的将士谈话，做思想工作，稳定部队情绪。在他的努力下，红一军团将士始终坚定地拥护党中央，为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聂荣臻望着陕北的黄土高原，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他在日记中写道：“长征是胜利的，它锻造了红军的意志，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信念。”
第五章 延安受命：临危出征晋察冀
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土炕上，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毛泽东与聂荣臻谈话的身影。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中央决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亲自召见聂荣臻。
“荣臻同志，我派你到五台山去，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指着地图，语气坚定地说，“那里地形复杂，群众基础好，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你要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建立抗日政权，在敌后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聂荣臻接过命令，毫不犹豫地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负重托，在敌后打出一片天地！”他深知，创建敌后根据地困难重重，不仅要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还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破坏，但他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1937年11月，聂荣臻率领3000余名将士，从五台山区出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他提出“以山地为依托，以平原为战场”的战略方针，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在阜平县，他召开群众大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抗日道理：“日军侵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只有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才能把日军赶出中国！”他还组织成立了农会、妇救会、青抗先等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为了建立抗日政权，聂荣臻在晋察冀地区推行 “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充分调动了各阶层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他还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办工厂、学校，改善群众生活。短短几个月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涵盖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地区，总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毛泽东称赞晋察冀根据地是 “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延安期间，聂荣臻多次返回党中央汇报工作，参与整风运动，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
第六章 晋察冀魂：敌后抗战铸丰碑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烽火岁月始终闪耀着精神的光芒。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后，林彪率115师主力南下，聂荣臻奉毛主席与中央指示，率独立团、骑兵营等约3000人留驻五台山，肩负起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重任。彼时的华北大地，国民党正规军南撤后权力真空，土匪横行，百姓流离，这支仅有三千人的队伍，成为点燃敌后抗战星火的核心力量。
就在这一关键时期，为粉碎日军对忻口前线的空中肆虐，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阳明堡夜袭飞机场之战，这场威震敌胆的战斗，正是聂荣臻麾下将士的英勇壮举。22岁的团长陈锡联率领部队，以“人衔枚，马裹蹄”的隐蔽姿态蹚过冰冷的滹沱河，深夜突袭阳明堡机场，勇士们顶着炮火将手榴弹塞进敌机座舱，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击毁日军飞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狠狠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嚣张气焰，有力支援了忻口防御作战，也为根据地的初创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空间。
根据地创建之初，聂荣臻便深知，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缺一不可。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他任司令员兼政委；11月18日，军区机关进驻阜平，随即启动政权筹备工作。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149名来自国共两党、各抗日武装、各阶层群众团体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代表共商国是，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一举措率先在敌后建立起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如同竖起一面旗帜，让流离失所的百姓有了依靠。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其成立，边区政府随即出台各项法令政策，基层政权建设迅速铺开，先后有8000余个村举行民主选举，将民主政权的根基扎到了乡村末梢。
与此同时，武装力量的扩充与战斗力提升同步推进。聂荣臻提出“为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更多的武装力量”，通过宣传动员群众参军、收编改造地方武装等方式，部队规模迅速壮大。到1939年底，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已达9.4万余人，是初创时的数十倍；边区还组建了抗日自卫队，后发展为精干的民兵队伍，1939年9月更是提出建设“百万民兵”的号召，“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场景在根据地随处可见，聂荣臻为这些新组建的部队命名“子弟兵”，让军政军民团结的纽带更加牢固。
武装力量的成长，在一次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得到检验。黄土岭战斗中，聂荣臻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39年11月，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率领部队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扫荡”，聂荣臻根据情报，判断阿部规秀的部队将经过黄土岭，于是决定在黄土岭设伏。他命令部队隐蔽在黄土岭两侧的山头上，严阵以待。当日军进入伏击圈后，聂荣臻一声令下，八路军将士发起猛烈进攻，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四处逃窜。战斗中，聂荣臻发现日军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小院子里，立即命令炮兵部队瞄准射击，一发炮弹精准命中指挥所，击毙了阿部规秀——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日军惊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而聂荣臻则用游击战争的智慧，在敌后战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1940年8月，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发动的百团大战中，聂荣臻更是率领晋察冀军区39个团的兵力奋勇参战，作为战役主力之一，承担起正太铁路阳泉至石家庄段的破击重任，以18个步兵团及多个特种兵部队组成作战纵队，向日军交通线和据点发起猛烈攻势，为打破日军“囚笼政策”、振奋全国抗战士气立下汗马功劳。而就在百团大战期间，还发生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温情故事。八路军攻克井陉煤矿时，日军不顾侨民安危疯狂炮击，战士们在烈焰中救出了父母双亡的两名日本女孩，四岁的姐姐美穗子和不满一岁的妹妹琉美子。消息传到指挥部，聂荣臻当即下令：“孩子无罪，把她们接到我这里来。”
在指挥所里，他亲自给美穗子喂稀饭、削水果，手把手教她洗手洗脸，原本惊恐不安的小姑娘渐渐放下戒备，常拽着他的马裤在院里奔跑。考虑到战场环境险恶，聂荣臻决定将孩子送还日方，他特意找来可靠老乡，用担子挑着两个女孩，筐里塞满梨子充饥，还亲笔写下一封600余字的信，字字彰显人道主义精神：“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战地记者沙飞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幕，聂帅牵住美穗子的合影成为跨越国界的珍贵记忆。遗憾的是，年幼的琉美子后来不幸夭折，而这段往事随着战火暂时尘封。
到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已发展到辖80余县、人口约1200万的规模，主力与地方武装达20余万人，成为华北敌后举足轻重的战略基地。然而，根据地的发展从未一帆风顺。1941年，日军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河北易县狼牙山成为检验军民气节的试金石。我登上易县的狼牙山，俯瞰群山连绵，松柏苍翠。这里是晋察冀根据地的重要屏障，马宝玉等五名战士为掩护大部队转移，将敌人引上狼牙山棋盘陀峰顶，最后毅然跳崖，用生命诠释了“宁死不当俘虏”的气节——这正是聂荣臻培育的晋察冀军民精神的生动写照。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物资匮乏，粮食短缺。聂荣臻签发了著名的“树叶训令”：“村庄周围15公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给老百姓，部队不得采摘。”在他的带领下，八路军将士宁可挖野菜、吃树皮，也不与民争食。有一次，部队在深山里露营，战士们饿了，就挖野菜充饥，有的战士误食了有毒的野菜，上吐下泻，但没有一个人去采摘老百姓附近的树叶。老百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纷纷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送给部队：“聂司令，你们为了保护我们，宁愿自己挨饿，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受苦呢？”军民同心共渡难关的情谊，成为根据地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
1943年，聂荣臻再次主政晋察冀边区，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他提出“敌进我进”的战略，主动出击，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他组织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破袭战、游击战，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据点，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同时，他还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创办了《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等报刊，宣传抗日思想，弘扬革命精神。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武工队深入敌后之敌后，依托群众突破封锁、重建秩序，在敌占区开辟出小块游击根据地，为反攻积蓄力量。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聂荣臻当初带领的3000人队伍，已发展壮大为32万余人的正规军，民兵更是达到90余万人，根据地下辖100多个县级政权，人口数千万，彻底完成了为革命扎牢发展基础的历史使命。
而当年救助日本孤女的佳话，也在四十年后续写新篇。1980年，《人民日报》刊发《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通讯，配发当年的珍贵照片，在中日两国引起轰动。经过六天寻访，记者在日本宫崎县找到了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美穗子。同年7月，美穗子一家访华，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在北京亲切接见了她，时隔四十年的“父女”重逢，感动了无数人。美穗子含泪说：“见到聂将军，就像见到亲生父亲。”此后二十五年间，她六次来华，成为中日友好的民间使者，1999年还专程到江津聂帅陈列馆，向聂帅铜像三鞠躬，诉说感恩之情。这段战火中结下的跨国情谊，早已超越个人恩义，成为两国人民珍视和平的永恒见证。
晋察冀根据地的烽火岁月，是一部武装斗争的英雄史诗，也是一部政权建设的创新篇章，更是一部军民同心、大爱无疆的温情画卷。聂荣臻率领军民在敌后开创的这片红色土地，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永远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
第七章 安危相托：护驾中枢赴柏坡
1948年春，党中央从延安东渡黄河，向晋察冀解放区转移，4月 1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抵达阜平县城南庄，入住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深知护卫党中央的千钧重担，将自己最好的两间平房腾出来给毛泽东居住，还制定了严密的安保措施：司令部机关无关人员不得靠近，专门安排可靠人员为中央领导做饭，进出人员严格审查，就连毛泽东散步的路线都提前勘察布防。工作之余，他常陪毛泽东商谈战事，汇报晋察冀根据地建设情况，还特意安排毛泽东前往十里外的温泉放松身心。
平静在5月18日被打破。凌晨五点半，一架国民党侦察飞机突然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三圈后离去，经验丰富的聂荣臻立刻警觉，当即命令警卫人员备好担架，随时准备转移。他刚吃完早饭，就听到密集的飞机轰鸣声，抬头望去，三架B25轰炸机正低空俯冲而来，情况万分危急！此时毛泽东因通宵工作，刚服下安眠药入睡，警卫人员虽急却顾虑重重。聂荣臻当机立断，快步冲进毛泽东房间，轻声而急切地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起初还风趣地说：“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见情况已刻不容缓，聂荣臻使了个眼色，与警卫人员一起将毛泽东扶上担架，众人一溜小跑奔向房后防空洞。
前脚刚进防空洞，三声巨响便震耳欲聋，五枚炸弹落在军区大院周围，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住的小院里，门窗玻璃、床铺暖瓶全被炸毁，屋檐柱子上嵌满弹片，所幸无人员伤亡。聂荣臻事后回想仍心有余悸，若再晚片刻，后果不堪设想。经查实，是军区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泄露了中央领导的住处。为确保安全，聂荣臻当晚便劝毛泽东转移到城南庄以北十五华里的花山村——那里藏在高山深沟间，敌机难以发现。毛泽东抵达后赞许道：“这里确实隐蔽，是个安心工作的好地方。”在花山的日子里，聂荣臻每天都亲自检查安保情况，确保党中央能够集中精力部署全国解放战争。
5月27日，在聂荣臻的周密护送下，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这段惊心动魄的护卫经历，见证了聂荣臻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与临危不乱的军事素养，也成为党内“安危相托、生死与共”的生动写照。
第八章 解放征程：石门破晓定华北
石家庄解放纪念馆里，一组实景复原场景再现了1947年那场激烈的战役。这一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聂荣臻奉命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这位始终胸怀全国战局、心系东北经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就以远见卓识极力推动向东北派兵派干部，用赤诚之心践行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为东北战场的战略展开筑牢了根基。石家庄作为国民党军在华北的重要据点，设防坚固，号称“石门固若金汤”，而聂荣臻深知，攻克这座城市、牵制华北敌军，就是对东北战场最深情的驰援，对未来辽沈战役最坚实的保障。
为了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聂荣臻亲自勘察地形，走遍了石家庄周围的村庄和山头。他心中始终牵挂着东北战场的战友，每一步勘察都承载着对全国解放大业的赤诚，每一次驻足都凝聚着牵制敌军、支援东北的决心。他发现石家庄城墙高大厚实，城外有护城河、铁丝网、鹿砦等多重防御工事，城内还有国民党军的核心据点。针对这些情况，他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提出“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决定先扫清外围据点，再突破城墙，最后歼灭城内守敌，用华北战场的胜利为东北战场减轻压力、赢得主动。
战斗打响前，聂荣臻在前线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对各级将领深情说道：“石家庄是我军攻克的第一座大城市，这对全国解放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肩上扛着的，不仅是攻克城池的重任，更是支援东北经略、保障未来决战的使命，每多牵制一个敌人，东北的战友就少一分危险，全国解放就多一分希望！”他眼中闪烁着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对战友的深厚情谊溢于言表：“我们一定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护城市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用实实在在的胜利回报党中央的信任，回应东北战友的期盼。”他还特别强调，要做好战地宣传工作，向国民党军士兵喊话，争取他们放下武器，投降起义，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让华北与东北的解放事业相互呼应、凯歌齐鸣。
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战役正式打响。聂荣臻坐镇前线指挥部，根据战场形势及时调整部署。在扫清外围据点的战斗中，他命令部队采用“土工作业逼近敌人阵地”的办法，挖掘交通壕，逼近敌人的碉堡，减少部队伤亡。在突破城墙时，他集中炮火轰击城墙突破口，同时组织突击队发起冲锋。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越过护城河，攀上城墙，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
经过六昼夜激战，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终于解放。这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大城市，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宝贵的攻城经验，也为后续接管大城市积累了丰富经验。解放后，聂荣臻立即组织部队开展城市接管工作，恢复生产、稳定物价、救济灾民，让石家庄迅速恢复了秩序。老百姓纷纷涌上街头，欢迎八路军进城，有的还送来了锦旗和慰问品，上面写着“解放石家庄，人民得解放”。
此后，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野战军先后发起太原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华北大片地区，随即挥师北上，参与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成立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核心领导班子，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扛起解放平津的重任。彼时北平已被我军层层包围，沦为孤城，聂荣臻念及北平是六朝古都，城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坚决力主和平解放，在总前委会议上据理力争：“北平承载着中华数百年文脉，若强行攻城，必然古迹损毁、百姓遭殃，我们绝不能给历史留遗憾，给后人留骂名！”他的主张得到罗荣桓鼎力支持，也最终获得党中央和林彪的认可，确定了“和平解放、保全古城”的核心方针。
为促成和平谈判，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多次接见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晓以民族大义与战争利害，既摆明我军攻克北平的绝对实力，也给出宽厚的和平解决方案。1月16日，三人在五里桥与傅作义全权代表邓宝珊展开关键会谈，敲定和平解放核心条款；1月21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进驻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城得以完整留存，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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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解放的北平，表面平静之下暗流涌动，潜藏的风险远超战场。城内盘踞着7800余名国民党特务、国际间谍，还有5万多散兵游勇，加之反动党团骨干、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分子，社会治安极度混乱，特务暗杀、纵火破坏、造谣惑众等事件频发，而此时党中央计划进驻北平，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安全更是重中之重。1949年9月8日，毛泽东亲自草拟新华社电讯，任命聂荣臻为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接替赴两广工作的叶剑英，成为北平和平解放后关键时期的管理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北平的首任市长。
上任当日，聂荣臻便立下誓言：“北平将是新中国的首都，守住北平，就是守住党中央的核心阵地，就是守住人民的江山。我定要肃清所有敌特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保毛主席、保党中央绝对安全，让北平百姓过上安稳日子！”他当即部署三大核心工作，以雷霆手段整顿北平秩序。
其一，肃清散兵游勇，消除治安乱源。他签发《平津卫戍司令部布告》，勒令所有残余国民党官兵、散兵游勇限期缴械投诚，严禁携带武器流窜。同时组织卫戍部队与公安干警全城排查，在车站、码头、城门设立检查点，对拒不缴械者依法处置，对主动自首者宽大处理。仅半年时间，便收容国民党流散官兵3.7万余人，收缴枪支上万支，彻底肃清了散兵游勇带来的安全隐患。
其二，深挖暗藏敌特，粉碎破坏阴谋。聂荣臻确立“先上后下、先大后小、先武后文”的肃特方针，整合卫戍部队、公安局、情报部门力量，构建联动肃特体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举报运动，形成 “全民抓特务”的声势。他要求对罪大恶极、屡犯不改的特务坚决抓捕，对迷途知返、主动自首的给予宽大处理。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当日，便一举逮捕108名潜伏骨干特务；设立自首登记处后，27天内有808名特务主动登记投降，收缴电台291部、枪支625支。期间，他亲自督办多起重大特务案件：成功抓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组长傅家俊，捣毁其下辖7个潜伏组，肃清21名核心特务；铲除“反共专家”张荫梧组建的“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搜出长枪229支、轻机枪3挺及大量弹药、反动文件；侦破电车公司停车场纵火案、亚洲饭店定时炸弹案，挫败特务针对民主人士、公共设施的破坏阴谋，彻底粉碎了敌特“搞乱北平、暗杀核心领导”的图谋。
其三，筑牢安保防线，守护党中央与毛主席安全。党中央进驻香山后，聂荣臻亲自带队勘察警卫路线，构建多层立体警戒网：香山周边布设固定哨、游动哨、暗哨，实现24小时无缝值守；抽调精锐工兵连，对毛主席住所、中央办公场所全面排查，挖掘200余米防空壕，应对可能的敌机空袭；严格执行出入认证制度，对所有靠近核心区域的人员，实行“身份核实 + 担保人担保 + 现场核验”三重把关，杜绝任何可疑人员进入。有一次检查香山安保时，他发现夜间岗哨盘查不够严格，当即严肃批评值守战士：“你们守的不是普通岗哨，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线，一丝疏忽都可能酿成千古大错，必须做到认证件、认规矩，绝不能有半点松懈！”在他的严格部署下，香山及后续中南海的安保防线固若金汤，为中央领导在北平开展工作保驾护航。
短短数月，北平的特务组织基本瓦解，社会治安彻底好转，物价稳定，生产恢复，百姓安居乐业。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北平正式改称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11月20日，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聂荣臻以绝对优势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任民选市长。从解放石家庄积累接管经验，到平津战役力主和平解放北平，再到任北平市长肃清敌特、守护中枢，聂荣臻用铁血担当与务实举措，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与稳定筑牢了根基，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九章 科技拓荒：临危受命掌国防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旁的办公室里，一张办公桌静静陈列，桌面上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话和几本厚厚的科研资料，这是聂荣臻当年主持国防科技工作时使用过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与军事威胁，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原子弹”的战略决策，聂荣臻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掌舵人。
1956年，聂荣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全面主管全国科技与国防科技工作。他深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明白国防科技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上任伊始，他就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将“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他亲自写信给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规划，表达党中央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在他的感召下，大批海外留学生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投身国防科技事业。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关键图纸和资料，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两弹”研制工作陷入绝境。有的科研人员因为营养不良，患上了水肿病；有的因为技术难题无法攻克，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有人提出“下马”的建议。面对这些困难，聂荣臻坚决反对“下马”，在北戴河会议上力挽狂澜：“原子弹是国防的重中之重，是打破帝国主义核讹诈的关键，再难也要搞下去！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智慧，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我们照样能成功！”
为了让科研人员吃饱饭，聂荣臻亲自向各大军区求援，筹措了大量副食品和粮食，专门供应科研人员和一线工人。他严令：“这些物资是给科研人员的，任何人不得挪用，谁要是敢动，我就拿谁是问！”同时，他还深入科研院所和工厂，与科研人员一起攻克技术难题。在核燃料研制工厂，他穿着工作服，走进车间，与工人一起操作设备，了解生产情况；在原子弹研制基地，他与邓稼先等科学家一起讨论技术方案，鼓励他们：“大胆试、大胆闯，不要怕失败，成功了算你们的，失败了记在我账上！”
为了建立完善的科研体系，聂荣臻创造性地推行“两个系统、两条指挥线”的科学决策，即建立科研生产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实行军事指挥线和技术指挥线并行的管理体制。这一决策理顺了科研生产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两弹一星”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他的统筹协调下，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密切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第十章 文革护才：铁肩担当守栋梁
走进中国科学院的档案馆，一份份珍贵的文件见证了聂荣臻在文革中的铁肩担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批科学家遭到批斗和迫害，国防科技事业面临严重危机。聂荣臻心急如焚，他深知科学家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力量，是共和国的栋梁，必须保护好他们。
1967年，聂荣臻顶着巨大压力，签发了《关于保护好现有国防科研骨干和技术人员的请示报告》，明确要求“不准批斗、不准下放、不准揪斗国防科研骨干和技术人员”。这份报告被称为“科技工作者的护身符”，为保护科学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仍有一些造反派无视规定，冲击科研院所，批斗科学家。
钱学森是“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人物，造反派多次想要揪斗他，聂荣臻得知后，立即派部队赶到钱学森所在的科研院所，严肃制止：“钱学森同志是国家重要的科研人员，是我们请来的专家，谁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就是对抗党中央的科技路线，就是犯罪！”他还亲自给钱学森打电话，安慰他说：“钱老，你放心，有我在，没人敢伤害你，你安心搞科研就行。”
邓稼先在罗布泊主持原子弹研制工作时，也遭到了造反派的冲击。造反派要求邓稼先停止科研工作，接受批斗，聂荣臻得知后，立即下令：“邓稼先同志正在进行重要的科研工作，任何人不得干扰，造反派要是敢去罗布泊，就按反革命论处！”他还派专人前往罗布泊，保护邓稼先和科研团队的安全。
除了钱学森、邓稼先，聂荣臻还保护了郭永怀、钱三强、王淦昌等一大批科学家。他说：“我宁可得罪一些人，也要保住这些科学家，他们是共和国的未来，是‘ 两弹一星 '事业的希望。”正是他的挺身而出，才让一大批科学家得以继续投身“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为项目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保护科学家的同时，聂荣臻还始终坚守原则，与破坏国防科技事业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确保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十一章 大漠铸剑：蘑菇云起耀中华
我来到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脚下的戈壁滩荒芜而辽阔，一座纪念碑巍然矗立，上面镌刻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纪念地”14 个鎏金大字。1964年10月，聂荣臻受周恩来总理指示，亲自赶赴罗布泊，主持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
罗布泊的环境异常恶劣，白天烈日炎炎，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晚上寒风刺骨，最低气温零下20摄氏度。这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住房，科研人员和战士们只能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吃着粗粮和咸菜。聂荣臻已经61岁了，但他不顾身体不适，与科研人员和战士们同吃同住，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深入试验现场，检查每一个环节，从原子弹的吊装到引爆装置的调试，从观测设备的布置到人员的安全撤离，他都亲自过问、严格把关。
有一次，在检查原子弹吊装情况时，突然刮起了狂风，黄沙漫天，能见度不足10米。工作人员劝聂荣臻回到指挥部休息，但他坚持留在现场，说：“原子弹吊装是关键环节，不能有任何差错，我必须亲自看着它安全到位。”他顶着狂风，站在吊装设备旁，指挥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操作，直到原子弹安全吊装完毕，他才回到帐篷，此时他的脸上、身上已经布满了黄沙。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蘑菇云在戈壁滩上空升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来，聂荣臻热泪盈眶，他紧紧抱住身边的邓稼先，激动地说：“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中国人终于有原子弹了！”他立即向北京致电，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到报告后，都非常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是对帝国主义核讹诈的有力回击！”
1967年6月，聂荣臻再次抱病前往罗布泊，主持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此时他已经64岁，身体状况不佳，但他仍坚持全程坐镇指挥。在试验前的最后检查中，他发现一个观测设备出现故障，立即命令工作人员抢修。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设备终于恢复正常。1967 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奏响了《东方红》的旋律，响彻太空。
从原子弹到氢弹，再到人造卫星，中国仅用了短短六年时间，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罕见的。这背后，凝聚着聂荣臻的心血与智慧。他创造性地推行“两个系统、两条指挥线”的科学决策，建立起集中统一的科研生产指挥体系；他重视人才、爱护人才，为科研人员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勇于担当、敢于拍板，在关键时刻为 “两弹一星”事业指明了方向。
第十二章 魂归大漠：初心如磐照千秋
北京景山东街的聂荣臻故居，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座普通的院落里，家具都是解放初期置办的，简朴而整洁。43年间，聂荣臻始终在这里居住，他的夫人张瑞华坚持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子女们也“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始终过着平凡的生活。
“其中，他唯一的女儿聂力，便是这份严格家风的直接践行者。聂荣臻坚决反对高干子弟搞特殊化，不仅要求聂力踏实读书、拒绝特权，更引导她将‘科学报国’刻进心底，鼓励她远赴苏联专攻国防科技相关专业。学成归国后，聂力投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深耕导弹控制、航天测量船、巨型计算机等重大国防科研工程，最终晋升为共和国首位女中将；她的丈夫丁衡高同样是国防科技领域的杰出科学家，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主持多项核心技术研制并斩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夫妻二人并肩践行着聂荣臻‘科技强国’的嘱托，成为科研报国的模范伴侣。”
晚年的聂荣臻，依然牵挂着国家的科技事业和国防建设。他在病床上仍阅读科技文献，关注着卫星发射、核电站建设等重大项目的进展。
1992年4月12日，聂荣臻在病榻上留下遗言：“我已经93岁了，寿命也算是很长的。我入党已70年，从未脱离过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同心协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希望全军同志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 。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元帅逝世，享年93岁。他留下遗嘱：“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我死后，不要举行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我的骨灰撒在罗布泊，我要和为 ‘两弹一星 '事业献身的将士们永远在一起。”
1992年8月11日，按照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骨灰由家人和战友护送，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基地。飞机抵达罗布泊上空，机舱门打开，骨灰随着漫天风沙，缓缓撒向戈壁滩。那一刻，风沙似乎停止了呼啸，阳光洒在广袤的戈壁上，仿佛在迎接这位为共和国国防科技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元帅。撒骨灰的现场，没有哀乐，没有鲜花，只有科研人员和战士们含泪的目光，他们默默地向聂荣臻元帅致敬，感谢他为 “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如今，由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朱光亚题写碑名：“马兰革命烈士纪念碑”（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纪念碑）旁，又多了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聂荣臻元帅的遗嘱“把骨灰送回戈壁滩”，旁边立有江泽民同志题写的碑文——“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每年都有大批科研人员、战士和游客来到这里，缅怀聂荣臻元帅和为 “两弹一星”事业献身的英烈们。戈壁滩上的胡杨，历经风雨而常青，就像聂荣臻元帅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夜空中的星辰，闪烁着永恒的光芒，就像聂荣臻元帅的崇高品格，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寻访之路走到尽头，聂荣臻元帅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高大。从川东少年到革命战士，从地下工作者到军事将领，从抗日英雄到解放功臣，再到国防科技事业的拓荒人，他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拼搏的一生。他用铁血担当铸就了共和国的擎天之柱，用科学精神引领了核工业的发展方向，用初心使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奉献。
作为一名红色题材作家，我深感责任重大。聂荣臻元帅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我将把这次寻访的所见所闻所感，融入到我的创作中，让更多的人了解聂荣臻元帅救国强国的革命追求历程，感受他的精神力量，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作者简介：李广畅，山东新四军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资深媒体人、作家、法律维权专家、通晓各种文体写作和法律知识、有丰富的法律服务实战经验，受聘担任多家企业和媒体法律顾问，现任作家报（网）总编辑，《文学与法治》总编辑，中国新时代党建新闻网副总编辑、作家报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文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国际华文作家传媒联盟主席。曾在济南军区某部专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因写作多次立功授奖，后转业到新泰市人民法院任秘书和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现为文化公司和法律公司、综合经贸公司执行董事。从1993年开始专业为老百姓垫钱打官司，激活了法律服务市场，有中国垫钱打官司第一人之称。学习蒲松龄，边打官司边搜集文学创作素材，业余时间进行新闻和文学创作。曾在济南军区司令部宣传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山东青年报社理论部和新闻部学习，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人民装甲兵、人民法院报、中国科技信息报、大众日报、前卫报、山东青年报、山东法制报、山东青年、时代文学、农村大众 、山东工人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黄河民兵、大众法治、山东审判等报刊电台出版社发表新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并有多篇文章和典型经验材料在征文活动中获奖和被解放军出版社、经济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入选结集出版。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离歌》、《婚姻出走记》分别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所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形形色色的离婚案》、《羊流风华》、长篇小说《青春芳华》、《情缘》、《未了的情缘》、《人生春梦》、长篇文学游记《中国的红色密码》系列篇章等在国家正规报刊、网站上发表，受到读者好评。
（本文完）
2026年元旦
